10月27日，以色列举行大选。77.7%的投票率，创下二十多年来的新高。然而，创纪录的政治参与，却换来一个尴尬的结果：没有赢家，也没有明确的执政多数。 根据以色列三大电视台更新后的出口民调，内塔尼亚胡阵营获得约50席，反对阵营约52席，阿拉伯政党约18席。此后不同电视台的预测仍有调整，但基本格局没有改变：谁都无法单独跨过61席的组阁门槛。 内塔尼亚胡失去了多数支持，反对派却没有能力将选举优势转化为政权更替。 这才是本次以色列大选最值得关注的政治现实。 一、内塔尼亚胡没有赢，但远没有输 这场选举很大程度上是对内塔尼亚胡执政表现的一次全民审判。 2023年10月7日的安全灾难、此后持续的战争、国内政治撕裂，以及围绕内塔尼亚胡个人的司法争议，都成为选民重新评价其领导能力的重要因素。 出口民调表明，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宗教联盟未能赢得议会多数。 但宣布内塔尼亚胡政治生命终结，显然为时过早。 利库德仍然是以色列第一大党。内塔尼亚胡仍然拥有稳定的右翼支持基础，而他的政治对手虽然在反对他的问题上高度一致，却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严重分裂。 内塔尼亚胡最重要的政治资本，已经不只是他的支持者有多少，而是他的反对者无法团结。 更关键的是，只要没有新政府成功组建，他就有机会继续以看守总理身份执政。 因此，选举僵局未必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失败，反而可能成为他延续政治生命的机会。 二、反对派：只知道反对谁，不知道如何共同执政 加迪·艾森科特领导的亚沙尔党成为本次选举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。 作为以色列前国防军总参谋长，艾森科特拥有军事资历，也能够吸引对内塔尼亚胡失去信任、却依然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的中间派选民。 但选举表现与组阁能力是两回事。 反对派内部既有右翼民族主义者，也有世俗自由派，还有主张不同安全与宗教政策的政治力量。 它们能够共同反对内塔尼亚胡，却很难在极端正统派兵役、宗教与国家关系、巴以冲突以及阿拉伯政党参与执政等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。 尤其讽刺的是，部分反对派政党一边宣称要结束内塔尼亚胡时代，一边又排除了最有可能帮助它们取得议会多数的阿拉伯政党。 这实际上是在政治上自缚手脚。反对派不能一边拒绝必要的合作伙伴，一边抱怨自己没有足够的席位。 如果艾森科特最终无法组阁，那么这场选举暴露的不仅是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困境，更是反对派缺乏执政战略的现实。 三、阿拉伯选民成了关键力量，却仍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本次选举最值得深思的结果，是阿拉伯政党的显著崛起。 出口民调预计，阿拉伯政党可能获得18席左右，在120席的议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。 在以色列，阿拉伯公民人数200多万，约占以色列人口的21%。他们拥有选举权，能够组建政党并进入议会，却长期面临政治影响力与人口规模不相称的问题。 此次大选，他们以空前的政治动员证明：阿拉伯选民不是以色列政治中可以被忽略的旁观者。 然而，以色列主要政治阵营却陷入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。 当阿拉伯政党的选票有助于阻止内塔尼亚胡获得多数时，这些选票具有决定性价值；但当阿拉伯政党要求参与组阁时，许多反对派政治人物又拒绝接受。 当然，拒绝与某个政党合作并不必然意味着歧视。政党之间完全可以因为国家安全、意识形态和政策分歧而拒绝联合执政。 但如果阿拉伯公民能够投票，却因为民族身份而被整体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，那么以色列就必须认真面对一个问题： 民主究竟意味着所有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，还是某些公民只能参与投票，却不能真正参与决定国家由谁治理？ 2021年，曼苏尔·阿巴斯领导的拉阿姆党曾加入贝内特—拉比德联合政府，证明跨民族政治合作并非不可能。 今天的问题不是制度上能否合作，而是政治人物是否愿意承担合作的代价。 四、内塔尼亚胡正在利用反对派的政治禁忌 内塔尼亚胡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 他在选后强调右翼阵营在犹太复国主义选民中的支持基础，并反对建立依赖阿拉伯政党的政府。 这套政治语言并不新鲜，却依然有效。 它将原本属于议会政治的组阁问题，转化为国家身份与政治忠诚问题。 如果反对派寻求阿拉伯政党支持，就可能被指责背离锡安主义原则；如果拒绝合作，又难以获得议会多数。 内塔尼亚胡正在利用对手自己划下的政治红线，阻止他们取得政权。 而反对派越是坚持竞选期间的绝对承诺，越可能陷入无法兑现政权更替承诺的困境。 这正是内塔尼亚胡多年政治生涯中最擅长的事情：不一定需要赢得所有人的支持，只需要确保反对自己的人无法形成有效联盟。 五、组阁僵局背后，是以色列政治制度的深层危机 以色列并不缺少政党，也不缺少政治参与。 真正缺少的是跨越政治阵营的信任。 右翼与左翼、宗教与世俗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，已经使联合政府的组建变得异常困难。 极端正统派政党可能成为决定组阁的关键力量，却坚持维护其宗教群体的核心利益；世俗政党要求兵役公平，却又需要宗教政党的席位；反对派希望结束内